浅说

Jimmy Carter by Andy Warhol (Taken at Auburn U. 2020/10) 上学      2020年3月中旬学校放春假，正好NYC最惨烈的一幕开始，学区立即吓得把这个假期从一周变成两周，然后就整个下半学期放掉，学校彻底关闭不上了。从三月到五月的那段时间，街道上门可罗雀。新闻里反复播放着New York， New Jersey如同末日电影，生化危机里面一样的场景。      当时的口号是“flatten the curve”，让生病的人有机会被有限的医疗资源抢救，或者等到疫苗出现。在无药无可行医疗方案的情况下，这样的办法最多是统计意义上的，对美国有着巨大差异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居住条件，比如说城市，郊区和农村，这种用同样的手段来控制的方式到底多么有用就很值得研究了。比如在我们这个半农村半郊区的地方，除了上班本来就见不到几个人。商店除了现象级的costco在周末如赶集般人山人海外，其他的店铺都是人流稀疏，所以也没有必要控制太多。我看了一下整个County的统计，按照每天那么几个感染的人来算，如果按flatten the curve的观点，在没有疫苗药物出现情况下会几乎永远的是会处于这个半关闭的状态，显然是不行的。好在我们这些地方都只能是“提倡”，无论是地方还是联邦的政府，既没有这个权利，而不少官员也没有意愿做这样的事，只能提倡靠大家自觉。      虽然在网上或新闻里吵闹的人不少，现实中的大家还是很自觉合理为人着想，减少活动，戴上了口罩。只是难为这些不会戴口罩的人。最常见的蓝白医用口罩的佩戴，是有一定方法的。没有经过医疗训练，也几乎从来没有戴过这个口罩的美国人哪里能做到。各种各样佩戴的方式都有，经常是盖嘴不盖鼻，或是四面漏风。因为最开始口罩都被华人寄回中国了，一次性的口罩变成多次使用。更为搞笑的是，还有毛线织的口罩，保暖倒是可以了，能不能挡住液滴气溶胶就难说了。且不说口罩有没有用，这样用口罩是肯定没用的。      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人们渐渐在外面的活动就更多了起来。当然，餐馆仍然很困难。8月学校终于再次开学了。这次学区给大家两个选项：网课或者是面对面。周围不少华裔孩子都选了网课。我们用大脑分析了一下：这个病出现了大...

 Work from home ， 我想是从 2020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最常用的几个词汇之一。小朋友放假在家了，可是我们工作却不能停。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的白领都转入了远程网络办公的模式。刚开始之初，再一次十分惊叹互联网的存在的意义。这个分布式去中心巨大的网络终端接入系统，当年的发明目的就是在大灾难，比如说核战争的时候，仍然能够保存通讯的可能。这应该是第一次在这样“核战”级别的灾难下，的确互联网挑起了“拯救”这个世界的重担。在西方主要靠知识创造价值的经济中，经济居然能够正常运转，而且有的效率还有所提高。而且这个网络非常的坚固 , 居然没有崩溃掉，真是让人开了眼。 我的工作是在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里。部门是一个大科学用户装置，职能就是帮助大学或者是机构的研究者，在巨贵无比的仪器上做实验。一年上亿的经费支撑起了美国科研中最尖端关键的设备。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加入了远程控制的设置，但是只能内部的人员使用。 2020 年初，我们刚完成了几项重大的升级：更可靠的硬件，更容易使用的软件，当然也更方便的能够远程控制。刚重新开放接客，现在却随着疫情整个用户项目按下暂停键。用户不能来了，顿时让我们感到了存在还是消失的压力。 能源部的这个实验室当年就是为了解决造原子弹的问题而设立的，所以遇到危机的时候，有着光荣传统的使命感就出来了。实验室中研究材料的部分立即联合正好住在当地的 N95 口罩的发明者蔡炳炎炎先生力图解决口罩的快速的生产问题。做计算的部门也投入到一些巨大数据的整合当中。而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部门，也在能源部的一声令下，暂停了其他的工作，专门做跟 covid 相关的工作。 我认为很可惜的是，在 2003 年 SARS 过去后，美国在这个病毒方面的研究资金就慢慢的停掉了。比如当时有做相关疫苗研究的 PI 在 Galveston UTMB 做了一半就没有钱了。中国在 SARS 上的基础研究工作就一直没有停过。后来不断有跟 SARS 比较相似的 MERS 之类的出现也没有改变美国相关的资金状况。 2020 年时，我翻看过 NIH 刚写的 strategic plan ，也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写这样的计划。里面对 SARS 这样高风险的病毒没有任何提及。所以当这个 covid 事情出来以后。同在 HHS 下面的 CDC 和 NIH 那么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却对此极缺乏...

  自 2019 年 12 月初首次发现新冠感染事件以来，这场可能改变甚至推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至今已整整五年。之后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更短，记忆还算新。因此，以我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记录下个人的经历、感受和认知，应该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记录不同于充满夸张和扭曲的媒体报道，也迥异于无良官方单一叙事的中文媒体。也许是一种更诚实、更接近真相的回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 而在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来训练语言模型的今天，当我们个人的记忆通过文字进入到里面，个人的记忆也能通过语言模型就成为了人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二则，现在回顾五年前发生的事情，是站在事后的角度来看。话说 “ 事后诸葛亮 ” ，许多事件的原委和后果，从现在的视角看来，也许更加清晰一点。 2019 年，根据中国的光荣革命 ” 传统 ” ，应该是一个特殊年份，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 1919 年、 1949 年、 1959 年、 1979 年和 1989 年等。这些年份里的许多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 2019 年整年似乎并没有什么类似的标志性事件发生，除了香港的民主运动或许勉强算一个。但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隐藏在 2019 年最后几天的，才是真正的历史性大事件，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武汉的疫情真真假假，就像许多中国的事儿一样从最初的 “ 辟谣 ” 到最终被证实。刚开始，我以为这次事件和 2003 年的非典类似，虽然严重，但并未意识到它会演变成后来全球蔓延的灾难。与 2003 年还在中国上大学里的我不一样的是， 2020 年身处地球另一端，只能远隔太平洋，为国内的同胞感到不平与愤慨，对政府的作为极其厌恶。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 Facebook 上评论和转发相关信息，再发点恼骚。记得每天我都会将国内统计的死亡人数用黑背景发出来。仅仅一个数字，没有任何英文的上下文。一个月、两个月，数字不断攀升，触目惊心。终于有一天，一位同在 Facebook 上的同事忍不住问我，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我告诉他，这是每天中国统计的一个新 SARS 瘟疫的死亡人数的累加。当时的普通美国人还没有关注这些新闻，知道后震惊不已。 不平之时，周围的华人都开始行动起来，为国内筹集物资，尤其是口罩。许多人为了寄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四处搜罗 N95 和医用口罩。从城郊的商店到乡下的店铺，一家家扫货，比当年的代购更加夸张...